不仅如此，据《论语》载：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

在《论语礼后说》一文中，凌氏对礼与仁、义、智、信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释。他说：五常实以礼为之纲纪。

此书五易其稿，前后长达二十二年，可谓凌氏呕心沥血之作，在中国礼学史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学术影响，钱大昕称尊制一出，学者得指南车矣【15】，阮常生也说《礼经释例》……其功不在后苍、大小戴、庆普诸人之下【16】，梁启超说凌次仲的《礼经释例》……其方法最为科学的，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【17】。他说：彼释氏者流，言心言性，极于幽深微眇，适成其为贤知之过。这种先验的道德禀赋或本心可以具体化为仁、义、礼、智。【14】以上对凌廷堪复礼思想的评价，并非要否定其在礼学方面的造诣。理学家仅从观念的角度来看待慎独，没有看到慎独与礼的密切关系，故堕入禅学。

李翱有《复性书》上、中、下三篇，对人性、人情以及教化的目的、内容和方法等作了系统的阐述。其次，凌氏倡导复礼，言下之意是礼已缺失，如同中唐李翱认为儒家性命之学已缺失。至民国初期，传道之儒数量仅次于孔子弟子，是孔子庙附享的大宗[35]，足见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国家对于传道之儒的高度重视。

[22]通过历史考察可知，在古代，我们今天所言的儒学与庙学是一体的，甚至庙学亦可称儒学，即作为实体存在的儒学。明代是传道之儒附享之发展时期。儒家的思想义理教育（五经、四书、十三经等）、礼乐教化皆在庙学中进行，庙学乃儒学的物质载体和教化场所。[14][清]陆耀撰：《切问斋集》，清乾隆五十七年晖吉堂刻本，第56页。

朱子《中庸章句序》之道统谱系为尧、舜、禹、成汤、文、武（包括大臣皋陶、伊尹、傅说、周公、召公）、孔子、颜回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、（周敦颐[31]）、程颢、程颐。[29]丁四新：《张力与融合——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》，《中州学刊》2019年第2期。

春秋时期，先师孔子去世始于曲阜阙里建孔庙，弟子以六代之乐祭祀。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正式形成，并为宋元明清沿袭。此种祭孔讲经形式一直持续到1928年左右，截至北洋政府落幕。汉代至唐代之最终选择孔子（起初还有周公，与孔子地位互有消长，迭称先圣，唐高宗时周公正式被移至武成庙以后，其地位式微）为道统代表人物，便是国家教育以孔子为祖师，孔子先圣地位最终稳固。

[⑩]郦道元撰、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，第535页。[18]参见孔祥林等《世界孔子庙研究（上）》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8页。无善治，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，以淑诸人，以传诸后。如宋末元初熊鉌所言尊道有祠，为道统设也（《熊勿轩先生文集》），明代王世贞认为孔庙之有从祀者佐其师（孔子），衍斯世之道统（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）。

庙学合一教育规制是一个重要历史现象，它与科举制度一起，在中国古代延续长达1300年之久，可以解释今日中国教育、历史文化研究中诸多理论疑难。盖自孟子之后，一人而已。

 常会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，儒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。故孔庙在创建之初，便具有了祭祀先祖和老师的双重义涵，亦为汉代皇帝祭祀及孔庙走出曲阜走向全国学校，奠定了合法性基础。

但如其所言，不管如何变化，国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指的是学校。[14]宗庙之制，古者以为人君之居，前有‘朝，后有‘寝，宫则前制‘庙以（像）朝，后制寝以（像）‘寝。程朱为代表的宋儒亦以接续孟子、兴起斯文为己任。诚如学者所言：韩愈笔下的‘庙，确为主祀孔子的庙宇，在唐朝‘庙学合一是普遍认同的客观存在。隋唐特别是唐代儒学制度化，孔庙由国子学、太学逐渐推广至全国州、县学。周代‘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一种‘贵族子弟学校，汉代称太学，晋代称国子学，北齐称国子寺，隋代称国子监，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、太学、四门等学，元代设国子学，明、清两代设国子监，至清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1905年）开始设学部，国子监的称呼于是废止。

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，得不传之学于遗经，以兴起斯文为己任。儒家在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、表章六经后上升为经学思想，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学说，具有官方性。

元代承宋末余绪，新增加之从祀只有两位——许衡和董仲舒。古代国子学、太学、府、州、县学大多皆废（保存最为完整的便是北京国子监孔庙，堪称古代庙学合一制度的活化石），而孔庙尚存不少。

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吾何为不豫哉？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又孟子曰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，小人之泽五世而斩。南北朝时北齐于地方郡学立孔、颜庙，已经非常接近于庙学合一之规制。

周代大学里要祭祀先圣先师，皆是开国之君及辅佐其创建功业之重要大臣。[30]参见黄进兴《优入圣域——权力、信仰与正当性》，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186页。宋代以来宫廷经筵讲学，亦可谓祭孔讲学之一种。如此，才有了重教必尊师，尊师必尊孔，尊孔必祭孔的历史局面。

当然，古代儒学也有儒家思想义理这一层面，包括儒家礼乐教化。第三，庙学体现了儒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其后，汉明帝将祭孔推向全国学校，魏晋南北朝亦于国家最高学府太学辟雍释奠孔子（颜回配享）。死者精神不可得见，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、（像）貌为之耳。

但不管怎么变，‘国学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指的是学校。由文王至于孔子，五百有余岁，若太公望、散宜生，则见而知之。

[33]参见孔喆《孔子庙附享的历史演变》，《孔子研究》2011年第4期。作为儒家文化和信仰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,在跨越地域文化差异、推动中华文化共相建构方面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刘聪《孔庙与庙学合一》一文较早地对庙学合一予以关注和绍述[③]。故庙学实即古代孔庙和学校的一体化，但庙学合一历经了很长的历史进程。

儒学之概念在近现代百年中经历了由古代学校国学（国子学、太学包括府、州、县学）到现代儒家学术思想义理的变化。至南宋，新兴之理学逐渐确立官学地位。

亦如韩星教授所指出，现在我们经常用的国学概念是指学问、学术，产生于清末西学东渐、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，相对于西学称中学（如冯桂芬、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），后改称国学，这样就完成了由国家设立的学校向我国固有的文化、学术意义的转变。[②]参见常会营《儒家庙学合一教育规制的形成及历史价值》，《世界宗教文化》2021年第2期。

实际上，古代国家学府随着历史发展，从汉代开始，逐渐有了国子学、太学、府、州、县学之各个层次的学校，而非仅限于国家最高层次学校，它有似现代国家公立各级各类学校。[34]宋代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取唐代韩愈、李翱所重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再加之以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建构了《四书》文本系统，并以理学思想为之注解阐发，蔚为风潮，从而最终实现了宋代《五经》向《四书》经典文本的转换。